5·12地震十年·来信|哀悼日那天穿了短裤,我悔了10年

澎湃新闻特约撰稿 王倩

2018-05-12 07:43 来源:澎湃新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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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·12地震十年·来信|哀悼日那天穿了短裤,我悔了10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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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年“5·12”我都会想起,地震哀悼日那天,我怎样不合时宜地穿着新衣服,兴冲冲地去了学校。为了这件事,我后悔了十年。
“地震了”
2008年的5月,我要度过初三最后的一个月。每天的习题很多但却做得飞快,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轻松,一中一定会考上的。
5月的西北还是初夏,同学们试探地换上短袖。预备铃已经打过,中午打扫卫生的同学已经落座。我不安分地前后晃着凳子,班主任例行课前在教室里巡视,又一次把我的凳子踩回地面。
政治课的老师是前一年从县里的中学调来附中的,她是一个有趣的干瘦女人,曾在课堂上深情并茂地讲她大学看电影《泰坦尼克号》时,被老师用手遮住裸戏的事。还没打上课铃,她已经走进来了,及肩的栗红色头发,烫着比泡面大一点的卷,柔声让我们翻开书温习一个知识点。
突然间,我感觉自己的凳子开始摇晃,心里想着后桌真讨厌,一抬头发现吊灯也在晃。政治老师迟疑了三五秒,意识到这是地震,她大喊“同学们,快走!”
我的座位在靠门一组的第三排,听到这话立刻往外冲。初三的教室在单面楼三楼,脚踩在水泥地上像是要塌陷,不稳极了。
楼梯通道上已经涌满想要逃离的同学。我裹在人流中挤到了二楼楼梯口,突然想起好朋友不知道在哪,停下步子回头大喊,“李祎李祎!”幸好,她就在离我不远处,等我重新拽着她的手慌张下楼的时候,震感已经过去了,但大家仍在四散逃窜。
十分钟内,全校的人都聚集在操场上了。惊恐之余,大家急切地交换各自的感受。有同学掏出手机给家里打电话,但是打不通。每个人都忐忑而慌张地担忧起家人的安危,我借副班长的小灵通给父母的号码都拨了一遍,也是打不通。
又十分钟过去,校园广播里传出男声,地理老师用极慢的语速,复述了新闻里的地震通报,同时用地理知识解释了这次地震的原因,最后,他安慰学生们:“庆阳(位于甘肃最东部)离汶川很远,不要太担心。”
等我回过神看李祎的时候,发现她一脸悲伤。我劝解说,家里人肯定都没事,“你们家这么近,不行现在就走回去看看。”她摇摇头说,不是。
后来我才知道,地震来了大家都往外逃,她看到喜欢的男生拉起另外一个女生的手跑走了。
2008年地震发生后,附中学生聚集的操场现已改建为教学楼。摄于2018年5月7日。文中图片均由王倩 拍摄
紧张的妈妈
地震发生后,电视里播报的地震级别从一开始的7.8级变成7.9,又改成8.0。天气也变得不正常起来,本就不那么热的初夏,竟然有了一丝寒意。人也变得焦虑不已,每隔两三天所谓的余震预警短信就要在小城的人群中扩散。
最夸张的是一天夜里,仿佛所有的庆阳人都收到了“今晚有余震”的短信。在县里工作的母亲焦急地给父亲打四五通电话,让他带着我们穿暖和,去父亲单位的大操场待着,“晚上千万别回家。”
市民聚集的土操场已经变成塑胶跑道,现归属市一中。摄于2018年5月7日。
父亲从来都是一个心宽的人,本不想理会这些谣言,无奈母亲催促太多遍,8点多的时候,才极不情愿地带着我和弟弟离开了家。
等我们来到400米的土操场上时,这里已经站满了人。父亲冲我和弟弟说,“地震能预测吗?地震怎么可能预测?!”又过了半个小时,实在等着无聊,父亲提议我们三个去吃烤肉,“我们又没带凳子,要不去吃烧烤吧!”于是我们几个从操场中心逆着人流往出口走,这时不断有人抱着毯子和小马扎往里来。
那天,一向生意很火的王胖子烤肉店客人稀稀拉拉,路上连汽车都少了, 我们眼巴巴等着烤肉上桌。小块的牛肉都是瘦肉,架在炭火上,师傅先刷上一层油,又迅速地刷上辣椒,撒两把盐和孜然。听着油滴在炭上吱吱作响,一阵香味就飘过来了。在那个全城人等地震的夜晚,我吃到了最好吃的烤肉。
王胖子烧烤店还开在桐树街上,店面比十年前缩小了一半。摄于2018年5月7日。
吃完烧烤我们又往回走,刚到操场入口,父亲表示自己要回家了,“你俩还要去,就去吧”。我和弟弟纠结了一下,还是怂怂地回到操场。10点多,有些坚持不住了,觉得总不能在这里过夜,和弟弟统一意见后一起回了家,到家后发现,父亲已经坐在沙发上睡着了。
第二天上学,我和同学谈起前一晚等地震的事情,发现很多人都过得不安生,有人去了世纪广场的车里躲着,有人在小区院子里待到深夜,有人和我一样也等在操场上。
又过了几天,市教育局发了文件,为了学生的安全,各学校放假一周。放假后母亲第一时间和我们汇合,执意要带全家人回农村老家防地震, “平房比楼房好逃”,她说。
地震阴霾还没消散的那段时间,我想母亲一定很难熬。她本来就是一个敏感脆弱,失眠多梦的人,长期没有和孩子、丈夫亿万先生在一起,地震之后又极度担心我们,不知道多少夜晚没有安睡。
第一份遗书
作为一个1992年的“伪中年人”,长这么大,很怕死的时候有两回:一回是,一年夏天不会游泳的我掉进了海里;另一回就是汶川地震发生后的一周。
有关汶川的新闻铺天盖地:余震一次次发生,一片瓦砾废墟之中伸出的已经冰冷的手,武警战士的抢救,不要截肢的芭蕾舞姑娘,要喝可乐的男孩,失去父母和孩子却还在救人的民警。所有的频道都在播汶川的新闻,人心被悲伤和感动不断撕裂。
我心里很难受又十分害怕,怕再来一次大的余震,我也在地震中死掉。我在恐惧中写了人生中第一份,也是目前为止唯一的遗书。
一张带印花的纸上写了不到500字,第一行写着我的名字,父母的名字和电话,内容大致是感激父母的养育之恩,我把它叠成小方块放在一个心形的小铁盒子里,和钥匙一起戴在胸前。不过到今天,爸妈也不知道我曾写过这个东西。
新闻镜头里那些楼板掉下来把学生压着动弹不得的画面,地震当天强烈震感下亲历的逃离场景,都在我眼前不断浮现。我悄悄给自己准备了一个物资袋,里面装着冬天常穿的灰色棉服、两袋饼干、一盒酸酸乳和两根王中王火腿肠。在和同桌桌子的中缝橫放上一支笔,把物资袋挂在上面,我暗自盘算,如果再发生地震,来不及跑被压在楼板下面,这些食物起码能支撑我活几天。
后来,这个物资袋变成了我的零食补给袋,吃完里面的火腿肠,每天再放进去2根。
忘记了哀悼日
2008年5月19日,全国哀悼日,但那天中午,我却彻底忘记了这件事。
震前的一个周末,我上街新买了短袖和短裤,粉红色的娃娃领短袖,胸前和袖子上有白色的波点。那时短背带裤还没在学校流行起来,我买的时候还想着自己会不会是年级里第一个穿的人。是的,一直以来我都爱臭美。
19号那天中午,天气很好,我特地换上新衣服,打算去学校展示一番。作为值日生,我比其他同学更早到,倒垃圾的时候遇到了认识的学弟,他没和我打招呼,反而眼神复杂地看了看我。我觉得奇怪,心里惴惴不安,但没意识到是自己穿错了衣服。
打扫完毕同学们陆续来了,有人装作不经意地把目光投向我。时间临近14:20,我终于想起来了——天呢,我是白痴吗?全国哀悼日啊,就这么“花里胡哨”的来了!可是时间已经来不及了,预备铃响过,班主任站在讲台上准备了。
教室里广播响起,默哀开始,全体起立的时候,我感觉到脸已经涨得通红,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这三分钟过得无比漫长,我一面为灾难感到难过,一面又为自己的着装自责。忽然间,听到了“扑哧”的笑声,还没等循声找见那人,班主任的骂声已经落地。我悄悄抬起头看了眼班主任,发现她也正看向我,表情严肃甚至皱起了眉头。我又赶紧低下头,直到仪式结束。
为什么上午没有一个人谈起哀悼日的事?为什么中午出门的时候,爸爸不能提醒我一下?为什么学校平时不要求我们穿校服?可怪来怪去,就是我自己忘了啊!忘记了地震的事,只想着自己的新衣服。
我以为这件事只会被自己记住,但并非如此。升入高中, 高二的防震演习结束后,学生以班级为单位集合在操场上。旁边的同学和我初中是一个班,她开玩笑地讲起“你当时居然那么穿”,我知道她说的是什么事, 赶紧找别的话题岔过去。
每年到“5·12”我都会记起着装事件,连同那些许多地震故事一起,为自己居然忘记了那么难过的事而愧疚。
地震教给我的
地震发生很久之后,我才知道“范跑跑”。肯定有先跑的人,比如地震发生时,隔壁三班的生物老师,说自己出去看看就头也不回地走了。当然也有留下的人,比如我们班的政治老师,直到疏散完学生才最后一个离开。
经历了地震和对生的渴望后,我不能对谁下好坏的判断。
我还记住了一个叫蒋敏的警察,地震夺走了她10位亲人的生命,她却仍然坚持在救援一线,被称为“中国最坚强的警察”。看央视《爱的奉献》赈灾晚会的直播时,蒋敏被请到台上,面对主持人的提问,她神情恍惚,几乎就要晕倒。
后来,我大学念了新闻专业,读到中青报记者林天宏写的文章《回家》,忍不住为背着儿子遗体回家的程林祥落泪。
也许在极大的悲伤中,人们需要英雄和大爱,给予自己光明和力量。但对每一个个体来说,生死和痛苦都那么真实。
李祎会永远记得那个地震的下午,喜欢的人保护了别人;我一直为哀悼日当天穿了短裤后悔;母亲再也不想经历那些和衣而睡的日子。
幸运的是,我的家乡有震感但伤亡并不严重,我只是见到了自己对死亡的恐惧而没有死去,我们比那些长眠在废墟之下的人多活了十年,以及更久。
这是一个远在汶川1200公里外的人,关于汶川大地震的记忆。
当年逃离的单面教学楼已经拆除,现为操场。摄于2018年5月7日
责任编辑:黄芳澎湃新闻报料:4009-20-4009   澎湃新闻,未经授权不得转载
关键词 >> 汶川地震 汶川 全国哀悼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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